《回来的女儿》：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 的一个缩影******
作者 ：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 ，《回来 的女儿》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 ，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 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 ，后续剧情的松垮与叙事 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 ，导致口碑不断下滑 ，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 。可以说 ，《回来 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观众期待落空 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的一个缩影 。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 ，以“迷雾剧场”为代表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 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 的类型模式的发展，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 的文学基础，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 的导演 的加入 ，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 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 ，2020年《隐秘 的角落》《沉默 的真相》 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 的行业剧地位 ，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的热潮 。然而此后 ，《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的演员阵容、制作团队 ，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 的缺陷，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 ，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 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 。这种选择，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 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 的传播策略 。而在更深层次上 ，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 的题材性，也是本土影视剧一贯 的文化惯例。因而在“犯罪”“悬疑” 的标签之下 ，“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 、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 。比如《隐秘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的家庭关系问题。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的硬推理不同 ，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的深度融合，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的人性罪恶，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的真相》所揭示 的社会与权力体系。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 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的悬疑谜题之间 是一种紧密的结合：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 的叙事过程中，构建扎实 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 的合理性与逻辑性，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的融合 。以此衡量 ，《回来 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的叙事缺陷 。
《回来的女儿》仍旧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 的社会派推理网剧。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 ，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 ，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 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 ，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 的情人王重江等人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 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回来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 的情欲人性之间 的博弈 ，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 的“猎者”与“猎物” 、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 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 ；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 ， 是否是真正 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 是谁杀死小秀 、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 。梅婷饰演 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 、卑微而实则阴险 的复杂性格，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 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的呈现。
然而，与“迷雾剧场”其他 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 的叙事缺陷，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首先 ，作为社会派推理 的悬疑剧 ，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 的内在肌理，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 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 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 的“时代装饰感”弊病 。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 的集资潮 、三线建设与下岗潮、收容遣送制度、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 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 ，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 的逻辑 ，也未能成为线索的构成部分 。剧中最重要 的背景可以说 是化肥厂的衰落与工人下岗，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的问题还 是在于他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 ，与他构成情敌 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的财富发家 的社会语境 ，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 ，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 的关系构成影像 ，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 ，更没有进入叙事 的脉络之中 。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 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 的叙事意义 ，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的背景装饰。
其次 ，作为类型化叙事 ，无论 是社会派推理还 是本格推理 ，都需要遵循“谜题 的抛出——证据 的显现——谜底 的揭示”贯穿一体 的基本逻辑 ，使剧情 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 的智性角力，但《回来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 的问题，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 的割裂 。在剧情的前半段，《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 ：（1）猴面具男 的身份之谜；（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 ？小秀 的真实人格 是什么？小秀 是谁杀 的 ？小秀怎么死 的 ？小秀 的尸体如何处理 ？）（3）李文卓 是否真 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 ；（4）李文文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 。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 的指向，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 的主题 的可能建构 。然而 ，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 ，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的谜题，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 是一个流闯犯，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的谜。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 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 ，小秀究竟是一个怎样 的人 ，她 的死与其真实 的人格之间 是否具有关系？……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 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的线索 ，但王重江 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的无效 。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的猜想背道而驰，极大地削弱了叙事 的智性与主题的深度。
第三，从悬疑叙事 的层面上 ，叙事合理性 是悬疑剧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 ，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 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 ，但《回来 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 的合理性缺陷。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的照片这一细节 ，就与叙事没有必然 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 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 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 ；而在一部依靠扎实 的现实细节支撑 的悬疑剧中 ，以“飞走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 。在情节合理性上 ，备受诟病 的 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 ，从性格上 ，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 的毒汤？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 ？等等 ，都使观众困惑不解 ，这种细节 、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正 是对叙事合理性 的严重损害。
《回来 的女儿》的上述问题，正 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 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 的创作 ，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 的叙事融入、类型化谜题叙事 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 ，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 的关键性问题 。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 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 的叙事张力 ，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 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 ，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的丈夫 我 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 ，这 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 ，新 的来临了 。我和伯鸿就 是这一天结婚 。
结婚 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 ，临去之前 ，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 ，你要小心准备了 。”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 ，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 ：“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 。登记处 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 ，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 ，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 ，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 ：“你要会摇头 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 的爱情去牺牲了 。”我不由得大笑起来 ，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 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 ，事先没有通知别人 。可 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 。演夜场 的 ，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 的招待他们 ，可 是总有一点不放心 ，因为院里有好些人 是闹新房 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 ，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 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 ，原来他们 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 。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 ，我们在大家 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 ，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 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 ，被我阻止了 。但送礼 的人还 是有 。最有趣 的 是我的文化老师 ，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 的花烛，给我们 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 。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 的意见 ，靠近烛台 的墙上 ，悬着一个福禄袋 ，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 的铁剑配在上面 。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 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 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 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 。去年9月 ，我们第一次相见 ，不知怎 的，自此以后 ，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 ，再也移不掉 。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 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 ，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 的悲苦的晚年 。但 是 ，中国解放了 ，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 ，我由痛恨而热爱 ，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 的旺盛。现在 ，艺术成了我的生命 ，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 ，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 ，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 ，又 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 。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 。他总 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 ，我要他提些意见 ，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 的话去激他 ：“原来嘛 ，你对越剧 是没有感情 的 。”于 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 ，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 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 ；也 是这样 ，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 。我们谈了很多问题 ，有融洽一致的地方 ，也有分歧。我们总 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 。”因此 ，我们有个打算 ，要大量地买些书 ，提高我们 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
我的丈夫
我 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 、对工作却十分热爱 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 的样品 ，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 。”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 。可 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 。他认为 ：“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 ，奢侈浪费 。”他平日总 是和颜悦色的 ，可 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 。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 是一件麻烦事 。他批评我这样 是不对 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 。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 ，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 的，这也影响了我 ，如我曾经考虑过 ：“现在我演小生 ，将来演什么角色呢 ？”在这种问题面前 ，他是十分果断的 ，他表示 ，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 。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
慈祥 的婆婆
1月底 ，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 ，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 ，婆媳关系不好 是常有的事，我 的婆婆不知怎样 。可 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 ，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 ，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 。我 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 的母亲 的温暖和母爱 。离开南京 的那天，我和婆婆真 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 。新社会是幸福 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 。可 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 的照顾太多了 ，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 。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
